龚虹嘉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天使投资人”，其最成功的故事就是投资海康威视。
 
2001年海康威视创立时，与其说龚虹嘉是投资给海康威视这家公司，倒不如说投资给他的校友。海康威视的创始人陈宗年、胡扬忠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科学院）的校友。他投向海康威视的初始投资额为245万元，占49%股份。目前，陈宗年的身份是海康威视董事长兼中电海康集团董事长，胡扬忠则从2002年起一直担任海康威视总经理。
海康威视2010年上市后，从2011年至今，龚虹嘉累计19次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套现金额97.48亿元，这还不算每年的现金分红。其中今年9月27日减持31.01亿元，2016年的6笔减持达到29亿多元。以2016年度10派6元（含税）计算，龚虹嘉光是分红就拿到了近6亿元！
有意思的是，虽然龚虹嘉在不停地减持，但伴随着海康威视年年业绩高增长，股价不断上涨，加上每年的分红送股，龚虹嘉的持股数却越来越多，市值也越来越大。
比如今年初龚虹嘉持有海康威视99450万股，而9月27日套现31.01亿元后，目前持股数却增加到13.85亿股；2017年1月6日收盘的时候，持股市值为239.67亿元，到今天中午收盘持股市值达439.74亿元。2016年度，海康威视实施了10送5股派6元的分红方案（2017年5月实施），而今年以来，海康威视的股价累计上涨了105.24%，是股价表现最好的浙股之一。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龚虹嘉减持的股份，不少由公司总经理胡扬忠接了盘。2016年，看好自家公司的胡扬忠通过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买入，累计增持12笔，增持金额16.98亿元。而胡扬忠这部分增持的股价，至今市值也已经翻了一倍多。
龚虹嘉的三不原则
1965年出生的龚虹嘉，中学时喜欢文科。据媒体报道，高考作文他曾获得全省唯一的满分，当时的志向是做记者、当律师。但后来，在老师的劝说下，他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学习计算机。这个转变为他日后的投资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龚虹嘉跑到深圳去闯荡。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朋友去找他，借宿在他那里，龚总是尽量帮助他们，这也在朋友圈形成了口碑。
从1994年起，龚虹嘉创立或投资的企业超过15家，它们很多已成为各自行业的隐形冠军。除了海康威视，龚虹嘉今年旗下还多了两家上市公司联合光电和富瀚微。富瀚微在2004年创立时的法人代表即为龚虹嘉，如今的富瀚微第一大股东为杰智控股，持股29.89%，龚虹嘉夫人陈春梅持股17.96%，龚虹嘉兄弟龚传军持股3.37%。龚虹嘉间接持有联合光电1.64%的股份。
关于投资，龚虹嘉有个著名的三不原则：别人不想做、不好做、不敢做的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原则跟他的性格有关，“害怕与人争抢，是我骨子里的性格。”他说。在他参与创办的十几家公司里，他一直扮演引路人的角色，一旦公司走上正轨，他就会把位子让给别人，自己则另起炉灶，去做其他的事情。
正因如此，在投资界龚虹嘉是个另类的存在，其风格让很多人看不懂。
1994年，龚虹嘉跟人合伙创办了德生，当时的收音机是绝对的夕阳产业，受电视的冲击，用户不断萎缩，国产品牌苟延残喘，最便宜的只卖七八元，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龚虹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资建厂

当时的高端市场被索尼、松下等日本厂商垄断，售价少则几十元，高则数百元。在深圳一家电子出口公司工作的时候，龚虹嘉花了600元买了一台索尼收音机。买了收音机，就开始做研究，后来发现洋品牌也没什么独门秘诀，无非是外观和品牌做得比较好。
龚虹嘉投资100万做起了收音机生意。当时竞争者还是比较少的，再加上定价适中，只是做了简单推广，打品牌、做广告，就把德生收音机做到了全国第一，50元以上的收音机市场占有率超过70%，而大多数国产品牌根本就没想过去做这件事。
2002年，龚虹嘉投资富年科技的时候，手机还处在2.5G时代，流媒体应用鲜有人提及，更没人看好。而当时正赶上H.264标准发布，尽管只是草案，但是龚虹嘉觉得这个市场前景广阔，后来做了基于H.264的编解码芯片，一口气围绕产业链成立了5家关联公司。
2005年，随着手机进入3G时代，富年科技的流媒体技术受到行业的热烈追捧。
后来，有位专家曾问龚虹嘉：你怎么在2002年就敢做这个事？龚虹嘉当时答：等你们觉得可以做的时候，还轮得到我吗？政府投资给你，优秀的科技人才给你，想跟谁合作、想让信产部部长讲话都没问题，那我还能干啥。

马斯克吹过的这些牛，实打实的科技逆袭史

马斯克这位爱说“狂话”的科技狂人，以前说的那些听起来不着边际的想法，现在好多都变成了真事，一个个都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世界。
一、太空领域：把天方夜谭变成日常

1. 火箭能回收，成本直接砍半
   2002年马斯克创办SpaceX，说“火箭得能重复用，不然太空探索太贵了”。当时NASA专家都笑他，说这违背物理规律。
   结果呢？猎鹰9号火箭已经发射306次，成功着陆264次，237次重复上天。有个叫B1067的助推器，居然飞了31次，创了世界纪录。发射成本从1亿美元一次，降到2000万美元。每公斤载荷成本更狠，从2万美元跌到2720美元，直接打了1折多。2025年全球发射263次，SpaceX占了134次，美国九成以上商业航天任务都是它家的。
2. 星链：偏远地方也能高速上网
   2015年马斯克说，要放一堆卫星上天，建全球高速互联网，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千兆网速。
   现在星链用户超800万，覆盖150多个国家，2450万人靠它上网。已经发射了10044颗卫星，2025年一年就发了2554颗。卫星之间靠激光传数据，2500英里距离每秒能传25GB。普通手机不用改装，就能直接连卫星，刷视频、开直播都没问题。延迟50-150毫秒，下载速度100-300Mbps，月费从99美元降到50美元，越来越划算。
3. 普通人也能上太空
   2012年马斯克说，10年内普通人也能去太空旅行。当时没人当真，觉得太空是宇航员的专属。
   2022年“北极星黎明”任务，4个不是宇航员的人真的上了近地轨道。到2025年11月，已经有7批私人宇航员靠SpaceX的飞船上了太空。票价从5500万美元降到2000万美元，虽然还是贵，但已经离普通人近了一大步。2025年9月，SpaceX还帮NASA把人送回了月球，这是人类时隔50年再登月球，下一步还要建月球永久基地。

二、汽车与交通：电动车真的赢了

1. 电动车干过燃油车
   2006年马斯克推出Roadster，说“10-15年内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汽油车要进博物馆”。传统车企都笑他，说电动车就是玩具。
   现在特斯拉全球卖了1000多万辆车，2025年三季度单季就交了46.6万辆。上海超级工厂更牛，9个月就建成投产，30秒下线一台车，年产能95万辆。2025年全球新车销量里，电动车占了52%，第一次超过燃油车，马斯克的话提前应验了。
2. 自动驾驶越来越靠谱
   2016年马斯克说，2025年自动驾驶安全性要超人类10倍，Robotaxi要遍布全球。
   现在特斯拉FSD系统越来越强，以前每10英里就要人工接管一次，现在V14版本每2338公里才需要一次。每680万英里只出1次事故，是美国平均驾驶员的10倍。2025年5月，得州工厂的新车，从生产线下来就能自己开到交付区，不用人管。Robotaxi也快了，2026年二季度就要量产，没有方向盘，成本不到3万美元，每英里运营成本才0.2美元，以后打车可能更便宜。

三、能源革命：家里也能自己发电储能

1. 储能解决电网大问题
   2015年马斯克说，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关键，要做全球最大的储能系统，让能源像WiFi一样方便。
   现在特斯拉的Megapack储能设备，一台能存3.9MWh电，够3600户家庭用1小时。全球已经装了超10GWh，上海储能超级工厂9个月建成，一年能产40GWh。2025年三季度储能业务营收34亿美元，毛利率26.2%，比电动车业务还赚钱。特斯拉还搞了“虚拟发电厂”，把家里的太阳能板、储能电池和电动车连起来，美国用户已经能靠这个每月赚50-100美元。
2. 太阳能屋顶走进千家万户
   2016年马斯克说，20年内太阳能要成为全球主要能源，“太阳能+储能”会改变能源格局。
   现在特斯拉的Solar Roof V3太阳能屋顶，成本降了40%，好看又耐用，能用30年，发电成本比电网电价还低，全球已经有10多万户家庭装了。还重启了太阳能租赁业务，首付0元，每月79美元起就能用，普通家庭也装得起。2025年三季度，能源业务营收涨了67%，成了特斯拉增长最快的业务。

四、AI与机器人：机器人要进家庭

1. 人形机器人会做家务
   2021年马斯克说，Optimus人形机器人会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产品，以后每3-5个人就配1台，能改变整个经济。
   2025年5月，Optimus已经能叠衣服、搬箱子，走斜坡成功率98%，摔倒了3秒内就能自己起来。它不用提前编程，看人类视频就能学动作，灵活性远超普通机器人。2026年底就要量产，一年目标造100万台，成本控制在2万美元，以后可能家家户户都能用上。
2. AI芯片比对手强还便宜
   2019年马斯克说，要造全球最强AI芯片，性能超对手，成本才1/10。
   现在特斯拉的AI 5芯片，性能是老款HW4.0的5倍，功耗却只有英伟达Blackwell的1/3，成本还不到10%。专门为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设计的Dojo超算，算力超强，已经装了5万个GPU，年底要扩到10万个，跻身全球前五AI训练集群。xAI的Grok 4模型，推理能力赶上GPT-4.5，预测金融、气候这些事，准确率82%，比行业平均水平高不少。

五、脑机接口：意念能操控设备

   2016年马斯克创立Neuralink，说10年内脑机接口能商业化，能治瘫痪、失明，以后人靠意念就能操控万物。
  到2025年10月，已经有8个患者植入了Neuralink设备，7个能靠意念控制外部设备。有个叫尼克·雷的ALS患者，靠植入的芯片，用意念操控机械臂喝水、吃饭、玩游戏，5分钟内精准移动了39个圆柱体。手术机器人现在1小时就能完成植入，电极精度达0.05mm，比头发丝还细。接下来还要帮失明者恢复视觉，2028年有望实现“超人视觉”，能看到红外、紫外光。

六、其他颠覆：支付和手机要变天

1. 数字支付要取代现金
   1999年马斯克创办X.com（后来变成PayPal），就说移动支付会成主流，现金和信用卡要消失。
   现在X平台（原Twitter）的X Money支付系统已经在测试，能点对点转账、扫二维码付钱，2025年内就要正式发布。还和Visa合作推出了“X货币账户”，支持200多个国家、160多种货币，能在银行账户和数字钱包之间转钱，以后可能不用去银行也能办很多事。
2. 手机和APP可能要消失
   2025年11月马斯克说，5-6年内传统手机和APP会消失，手机只当显示屏，所有操作靠AI生成，不用装软件。
   现在特斯拉已经在Cybertruck和Model Y上测试这种“无应用”交互，用户说话提需求，AI马上帮你导航、订餐、购物，响应速度不到0.5秒，准确率92%。Neuralink也实现了意念操控电子设备，2030年前可能实现“脑波直接上网”，到时候手机可能真的没用了。

七、马斯克预言兑现时间轴

八、马斯克狂话背后是真本事

 马斯克不是只会吹牛，他是把狂想落地的实干家。
 SpaceX让太空旅行从国家专属，变成普通人也能奢望的事；特斯拉把电动车从玩具，变成主流出行工具；Neuralink和Optimus，还在开启人机融合的新可能。
  当然不是所有预言都按时成了，比如火星载人登陆就推迟了，自动驾驶也还有没完善的地方。但就像他说的，与其按时做平庸的事，不如晚点做出伟大的成就。
  这些兑现的预言，不是运气，是偏执的执行力和对科技的敬畏。未来他还会说什么狂话？咱们等着看就好。

• 智品荟

全球顶级十大模型在识别这张图上都翻车了

宇航员安全返回，中国的太空救援

根据通稿，此次是疑似微流星或空间碎片（MMOD）击中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由于这个部分足够小，因此反而可以确定不是某些国家恶意进行的轨道打击，只是纯粹的巧合。

我们知道，神舟飞船的舷窗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高硅氧防热玻璃，用于在飞船返回时承受热流。这层玻璃具有耐高温但不怎么耐压的特点，而内两层是带有密封圈的铝硅酸盐强化玻璃，用于承担大气压力。

而当外层舷窗玻璃受损导致强度下降后，有可能在再入过程中破碎，这会导致不耐热的内层耐压玻璃受到外层高温气流的冲刷。虽然设置有防火帷幕，但仍然有可能导致内层玻璃破碎，导致返回舱在高空失压，酿成联盟-11号飞船类似的惨剧。

因此，选择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是最稳妥最保险的方法，因为谁也负担不起神舟二十号如果再入过程中失压导致航天员死亡的后果。

神舟飞船的舷窗

撞击神舟二十号的MMOD有多种可能的来源，包括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微流星，也有人类航天活动的轨道碎片。其中微流星和航天器的撞击速度在11-72千米每秒，空间碎片的相对速度可能在0-19千米每秒。而随着多次反卫星试验、轨道碰撞和在轨解体事件的发生，以及一些正常航天活动带来的碎片（如固推熔渣），近地轨道附近MMOD的数量逐步增加。在国际空间站高度，MMOD的数量已经增加了数倍，而在705千米轨道上，MMOD的数量达到了微流星总量的10倍以上。

虽然MMOD撞击没有大型空间碎片撞击产生的毁灭性结果，但因为MMOD尺寸小，大多难以被空间态势感知雷达跟踪和定轨。但即便尺寸较小，MMOD的高撞击速度仍然会破坏航天器，这种撞击会撕裂航天器表面的热控材料或是打穿表面，其撞击产生的碎片和高温会在撞击点形成进一步破坏，如果撞击至关键部位很可能造成严重损伤。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供电系统也被MMOD击中过部分供配电设备，由神舟十七号乘组进行两次出舱并修复了相关部分。

STS-70任务中被MMOD击中的风挡

为应对MMOD，中国空间站为关键设备配置了双重冗余，并从去年神舟十八号开始，逐渐为空间站的一些关键部分安装有高强度双层惠普尔护罩，以保护一些核心装置不会被MMOD撞击所损坏，并且未来还会加装更多的防护板。但很显然，空间站不是俄乌战场上的蛆式坦克，不可能把整个空间站用各种各样的爆反铁栅栏金属丝狗尾巴草树枝包起来，因此这种风险始终存在。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二的有人驻留空间站之一，中国空间站是一个由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组成的三舱综合体。此外，空间站还具有三个对接口，包括位于节点舱的前向对接口和径向对接口，这两个对接口一般用于接待神舟载人飞船。第三个是位于核心舱尾部的对接口，一般用于接待天舟货运飞船。空间站标准驻站为三人，在两个乘组交接的时候可有六人。每年发射2艘神舟载人飞船，每次驻站半年。

相比于中国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具有多个国家的多种飞船共同服务，实现了多种运输手段互相冗余、互相补充的构架。如2013年美国“天鹅座”OA-3货运飞船发射失败、2015年俄罗斯“进步”M-27M货运飞船发射失败、美国“龙”CRS-7货运飞船接连发射失败，空间站的补给一度接近枯竭，但得益于当时国际空间站“曙光”（FGB/Zarya）和“星辰”（DOS/Zvezda）两个舱的推进系统均加满了燃料，且2015年8月日本H-IIB发射了HTV-5货运飞船，成功将新一批补给送抵国际空间站，缓解了这一问题。

2022年，联盟MS-22飞船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后，其中一位宇航员的应急撤离座椅转移到执行Crew-5的载人龙飞船上。2024年波音星际线飞船故障导致两位乘组滞留太空的时候，应急撤离也由执行Crew-8的载人龙飞船进行，宇航员用泡沫箱拼了两个临时座椅C6和C7用于返回。

CFT两位宇航员滞留太空的时候，载人龙飞船增加了两个临时座位C6和C7

实际上很容易发现，这两次的冗余都依赖于载人龙飞船满载7人但实载4人的冗余，才能够保证意外情况下把人活着带回来。但神舟飞船没有这个冗余，它就是只能带三个人上去或下来，塞六个也不现实。飞船故障就让乘组原地加班半年这种事情也实在是太不人道了。因此我们选择采用虽然看似更贵但更保险的应急救援方案，由于采用了“滚动值班”策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安全性。

我国以一国之力并不可能同时开发，在多个发射场建立多种飞船部署运输的体系。中国空间站的规模相对较小，目前只有一种货运飞船和一种载人飞船。因此国内进一步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系数，通过高可靠性+系统级冗余以适应发射窗口的正常延期。

为应对空间站可能遇险的情况，我国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救援飞船”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发射场提前备份好下一艘飞船和长征二号F/G运载火箭，完成初步组装后分别贮存。其中长征二号F/G火箭停放在90号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的2号总装空间内，完成火箭本体的组装和测试工作，但并不和神舟飞船-整流罩-逃逸塔组合体对接（也就是“无头”）。如果空间站在轨遇险导致轨道上的神舟飞船遇到危险的话，则使用在发射场贮存的长征二号F/G火箭和神舟飞船完成组装，并快速发射前往空间站救援航天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备份飞船和火箭则转移1号总装空间，作为下一次任务的飞船，实现“滚动值班”。

央视报道中CZ-2F/G Y22火箭转移至90号大楼1号总装空间，表明采用16天救援方案

救援的方式也分为两种。我们在这里称之为“8.5天方案”和“16天方案”，分别应对的是两种情况。如果空间站遭到较严重的破坏导致部分关键子系统失效，站上备用系统启动，航天员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最快的8.5天方案将会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将启动工位整合方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91号载人工位上的起重机设计用于在飞船在工位上发生故障时，能够将飞船从长征二号F火箭上吊下，送回厂房进行维修。在8.5天方案中，长征二号F/G火箭、备份飞船和逃逸塔将分别转运至91号工位，在工位上完成整合并快速发射。这种方式在试验队三班倒、不惜一切代价赶进度的情况下，可以将周期压缩至7-8天，适用于紧急救援。

而如果空间站遇到无法返回但无生命危险的情况，则会采用稍短一些的16天方案。在此情况下，值班火箭从停放的2号总装空间转移至1号总装空间，备份值班飞船将在技术区用11天时间完成整备，随后进行船罩组合体、逃逸塔和运载火箭的整合，火箭垂直转运至91号工位进行发射。

8.5天方案确实快速，但它显然不适合于所有情况。8.5天方案中的神舟飞船为了快速整备而压缩了飞船整备流程，最终可能导致飞船无法达到半年在轨的寿命。换句话说，8.5天方案打上去的神舟是纯粹的救人方案，只负责在几天内拉走航天员。而16天方案是飞船如果受损但不影响工作的话就多等几天，再打一个具备全功能、全寿命的飞船上去继续完成任务。

很明显，神舟二十号此次遭遇的问题并不是“进步M”-34号撞上和平号空间站光谱号实验舱的那种高危事件，新闻通稿里的“空间站工作正常，航天员正常”，说明空间站工作正常，航天员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启动8.5天方案，按照正常的16天方案执行补发方案即可。

我们以11月5日官宣异常+17天可以推算出，大概11月22日（其实加上决策时间可能还会晚一点）以后发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但现在我们看到，11月14日神舟二十一号就带着神舟二十号乘组下来了，把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和不具备返回能力的神舟二十号飞船留在了空间站上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并没有官宣具体的原因，但笔者猜测最可能的原因是神舟二十一号飞船上携带的四只小鼠，这四只小鼠原计划在太空中停留五天，11月5日乘坐神舟二十号返回。但随着返回过程推迟，鼠鼠驻站的时间已经达到了设计寿命接近三倍，如果死在上面的话处理尸体和微生物/病毒的问题可能会比较麻烦，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

而停泊的神舟二十号飞船的整体完好，舷窗耐压玻璃未受损，只是返回可能存在风险，短期内仍然可以满足避难需求。实际上，在标准单船驻站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乘组一样会有一段时间需要等待新救援飞船的发射，只是因为这次撞击正巧发生在神舟二十号撤离前，提供了另一种看起来更合理的方案。

 鼠鼠实验包

未来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空船发射还带来了额外的机会。在神舟二十二号对接空间站后，神舟二十号还能进行一次无人返回。由于此前的空间站下行只能靠神舟飞船，每次只能下行至多五十千克（实际上还没这么多）。而无人返回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在减掉航天员的质量后，完全可以进行一次300千克级的空间站下行任务。正好在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曾提及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进行的梦舟一号飞船任务中，将下行空间站的舱外服B。如今看来，或许可以直接由神舟二十号飞船将其带回。当然具体会带些什么下来，可能还要看任务指挥部决定。

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落地

随着人类太空活动的增加，MMOD中轨道碎片的数量还在急剧增加，其极小的尺寸带来难以探测的问题，则对航天器防护和应急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了，检验一下应急流程也未必是坏事，甚至预案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开始就终会被用上。而未来是否要为空间站添加远程主动探测雷达，乃至是否有必要安装主动防御设备？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零租金革命”静悄悄：当房东变股东，中国产业园正在改写游戏规则

广州科学城集团办公室的灯光亮到深夜，招商负责人反复核对着第十五批申请入驻的企业名单。
窗外，15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静候着它的主人——这些空间将在未来三年内，以零代价承载一批科技创业者的梦想。

01 风暴眼：零租金版图的全国性蔓延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AI北纬社区”的玻璃幕墙上反射着朝阳。一家刚注册三天的AI公司创始人，攥着两年免租协议的手微微颤抖：“省下的租金，足够我们养活整个研发团队两年。”

向南一千公里，苏州高铁新城。某精密制造企业总经理站在200平方米的崭新实验室里，身后是“环秀湖青年启航计划”提供的两年免租空间和300万授信额度。他的声音有些激动：“这是地方政府在和我们共担风险。”

从南到北，这场零租金风暴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

广州
15万㎡国企空间，2-3年免租（全国最大单次免租行动）
深圳
10万㎡市属园区+5亿种子基金（允许100%亏损）
杭州
20万㎡+空间，最长5年免租（润苗计划）
苏州
10万㎡国资空间+300万融资额度（启航计划）
成都
5万㎡阶梯式免租（首年全免次年减半）
北京
AI企业前两年免租+高校转化项目3年免租
地方政府如同下注未来的赌徒，将压箱底的优质物业推向牌桌。

02 底层逻辑：三重压力下的生存突围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零租金？

宏观压力首当其冲。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传统增长引擎日渐乏力。当东莞某镇工业园空置率突破60%，广州开发区官员直言：“与其让空间闲置，不如让它成为孕育未来的子宫。”

政策紧箍咒同时发威。《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斩断了税收返还的暗箱操作，《全国统一大市场》叫停了土地优惠的恶性竞争。一位长三角招商干部苦笑：“旧三板斧被没收，我们急需找到合规武器。”

而最汹涌的推力来自城市战争。当杭州抛出五年免租的橄榄枝，深圳立即加码百亿基金；看到广州拿出15万㎡空间，成都天府新区连夜调整方案。负责广州黄埔项目的官员透露：“我们测算过，引进一个头部企业带动的集群效应，价值远超租金损失。”

03 模式颠覆：从收租人到命运共同体
在广州工控专精特新产业园，运营总监的办公室挂着特殊标语：“您省下的租金，是我们未来的股权。” 这揭示着零租金革命的本质——把交易变成结盟。

国资园区成为这场变革的核心载体。它们具备民企难以企及的三大优势：

承受长期亏损的能力
（深投控年租金损失超3亿仍持续扩容）
产业资本的双轮驱动
（科学城集团配套基金规模达200亿）
政府资源的无缝对接
（场景开放、政策直达）
“我们正在经历角色裂变。”深圳某园区负责人展示着新名片，头衔已从“总经理”变为“首席陪跑官”。其背后的服务生态令人震撼：

金融超市
银行、券商、基金随时待命
场景实验室
开放智慧城市、无人驾驶测试场
人才枢纽
配建公寓+高校联合培养
管家平台
从工商注册到IPO辅导的全流程服务
在广州润慧科技园，某生物企业创始人指着一排设备：“这些分析仪器单台价值百万，园区免费开放使用，让我们省下千万级投入。”

04 精准滴灌：为未来产业铺设红毯
零租金的午餐并非人人可享。翻开各地的准入清单，严苛的产业聚焦令人惊叹：

北京海淀：仅限AI与高校转化项目
广州黄埔：锁定“12136”产业（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等）
苏州高铁新城：专攻精密制造、半导体
即便是目标产业，也要经历优中选优的筛选。广州开发区招商系统显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优先
创业大赛TOP10项目直通
核心技术专利成为硬通货
某入选企业坦言：“审核比融资还严，但值得。”其背后是政府强链补链的战略雄心——广州工控增城园区专注“芯-显-车”产业链，引进的上游企业使本地采购成本下降18%。

05 大账本：短期阵痛与长期棋局
站在黄埔区国资办公室，窗外是正在入驻的企业集群。财务总监在屏幕上划出两条曲线：蓝色线代表租金损失（年约2.8亿），红色线则是股权估值增长（预计五年后超20亿）。

这背后藏着精密的博弈逻辑：

对创业者：200㎡免租两年≈省15万≈多招2名工程师
对政府：培育1个上市公司＞十年租金总和（科韵路软件园案例）
对城市：产业集群效应创造指数级价值（深圳南山科技园亩均税收超千万）
但硬币总有另一面。某二线城市产业园遭遇尴尬：三年免租到期后，32%的企业连夜搬离；更发现个别公司将免租空间转租牟利。监管系统随即升级：动态考核、违约追偿、股权绑定等条款写入新约。

06 静水流深：从空间革命到生态革命
当深圳湾创业广场将免租与股权置换挂钩，当杭州梦想小镇用服务抵扣租金，这场革命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某入驻企业创始人感慨：“吸引我们的从来不是免费，而是能否在这里活得更好。”

在广州润慧科技园的深夜，几家企业研发人员自发组织的“技术夜话”刚刚散场。园区负责人站在暗处微笑：“看到他们交换联系方式时，我知道这步棋走对了。”那些因知识碰撞产生的创意，将成为比租金珍贵百倍的财富。

07 未来启示录：谁能在新赛道胜出？
某市国资委主任的办公桌上，三份方案形成鲜明对比：

传统园区：租金收入稳定但入驻率跌破50%
零租金园区：短期巨亏却集聚87家高新企业
混合模式：基础租金+增值服务分成
他最终在第三份方案签下名字。这个细节揭示着未来赛道的真相：纯免费不可持续，纯收租没有未来。

在东莞松山湖，某电子企业刚度过三年免租期。当运营方递上包含技术服务、供应链对接、融资顾问的续约方案时，总经理毫不犹豫地签约：“这里长出的产业链，搬走就是自杀。”

当免租期限结束，真正留下的不是省下的租金，而是扎进产业链深处的根系。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重塑中国产业基因：政府从裁判变为队友，园区从房东蜕变为合伙人，企业从租客成长为生态共建者。在深圳南山科技园的电梯里，两位创业者讨论着技术路线，电梯门开时互留微信。墙上电子屏滚动着当日汇率、融资快讯和人才政策——这些无形的纽带，正编织着比钢筋水泥更坚固的产业长城。

零租金终将退场，但它撬动的这场生态革命，正在为中国经济打开新的可能性空间。

新质生产力

港口介绍

加拿大拥有极为丰富的港口资源，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该国港口总数已达529个，其中主要港口约12个，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核心港口则集中在5-6个。这些港口分布广泛，主要位于太平洋沿岸、大西洋沿岸以及五大湖-圣劳伦斯水系沿线，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海运网络。

1 温哥华港（Port of Vancouver，CAVAN）

【港口介绍】

温哥华港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端弗雷泽河口，濒临乔治亚海峡，且不同码头有独立代码，是加拿大最大港口，综合性海港，北美西海岸主要门户。温哥华弗雷泽港务局管辖的土地和水域面积超过16,000公顷（160平方公里），是加拿大最大的港口。

【港口布局】

伯拉德湾内港：

位置：温哥华市中心北侧的伯拉德湾沿岸。

主要码头与设施：

集装箱码头：

Centerm码头 (CBP)：由DP World运营，位于市中心东侧，拥有3个泊位，是效率最高的集装箱码头之一。

Vanterm码头 (VCT)：由GCT Canada运营，位于市中心南侧，拥有4个泊位，配备超巴拿马型岸桥。

邮轮码头：

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标志性的五帆建筑，是阿拉斯加航线的主要始发/终点港，可同时停靠两艘大型邮轮。

Breakbulk码头：

温哥华港中心码头：处理钢材、机械设备、林业产品等。

伯拉德湾外港与罗伯茨班克：

位置：伯拉德湾向西延伸至 Strait of Georgia，以及南部的罗伯茨班克岛。

主要码头与设施：

集装箱码头：

DP World温哥华中心码头 (DCT)：位于罗伯茨班克，是加拿大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拥有4个泊位，通过一条堤道与大陆连接，铁路运输能力极强。

散货码头：

西岸码头：由Teck Resources运营，是加拿大最大的煤炭出口码头，通过传送带直接从列车装载船只。

太平洋煤炭码头：同样位于罗伯茨班克，是另一座主要的煤炭出口设施。

弗雷泽河流域：

位置：沿弗雷泽河下游分布，距离温哥华市中心稍远。

主要码头与设施：

汽车码头：

Annacis汽车码头：由AutoPort运营，是加拿大最大的汽车处理设施，拥有巨大的停车和加工区域。

Richmond汽车码头：处理进口汽车。

散货码头：

温哥华谷物码头：位于Surrey，是加拿大西部主要的谷物出口枢纽，拥有巨大的筒仓群。

Chemspec码头：专门处理液体散货，如化学品和植物油。

Breakbulk码头：

Fraser Surrey码头：处理钢材、林业产品等，并拥有一个主要的集装箱装卸点。

【支持的货物类型】

集装箱货物：消费品（电子产品、服装、家具）、工业品、食品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制成品。

散货：干散货（煤炭，主要是冶金煤（用于炼钢）和热能煤；谷物：小麦、大麦、油菜籽等、硫磺）、液体散货（化学品：甲醇、液碱等；植物油：菜籽油、豆油等；石油产品：部分码头处理燃料油和汽油）

汽车：整车进口和出口。

Breakbulk（件杂货）：大型项目货物（如矿山设备、风力发电机部件）、钢材、林产品（原木、纸浆、新闻纸）等不适合集装箱运输的货物。

2 圣约翰港（Port of Saint John，CASJF）

【港口介绍】

主要码头代码包括如 ECT (East Coast Terminal), PCT (Potash Terminal) 等，位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南部，圣约翰市的芬迪湾北岸。 港务局管辖约260公顷（2.6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水域，是一个全年不冻的深水海港

【港口布局】

潮控码头系统： 这是圣约翰港的“心脏”和标志性工程。

东海岸码头： 主要的集装箱装卸设施。

散货码头： 用于处理钾肥、盐等散装货物。

Breakbulk码头： 用于处理钢材、项目货物等。

外港防波堤： 一条长达925米的巨大防波堤，将芬迪湾的狂涛巨浪与港池隔开，形成一个平静的内港池。

船闸： 一个长350米、宽45米的巨型船闸，是连接外海与内港池的唯一通道。船舶通过船闸进入内港池后，即可在不受潮汐影响的稳定水位下进行装卸作业。

内港池码头： 港池内分布着多个专业化的码头，包括：

朗湾码头： 位于圣约翰河河口，是加拿大最大的单一产品出口码头——钾肥码头的所在地。该码头由Nutrien公司运营，专门用于将来自萨斯喀彻温省的钾肥装船出口全球。

邮轮码头： 位于市中心，紧邻历史悠久的 uptown 区域，方便游客下船后直接游览城市。

【支持的货物类型】

集装箱：进口商品包括零售消费品、电子产品、食品等；出口商品包括林产品（纸浆、木材）、冷冻海鲜等。

散货：钾肥、盐、石膏等。

Breakbulk（件杂货）：钢材制品（卷钢、钢筋）、林业产品（新闻纸、木浆）、大型项目设备（如风力发电机部件）等。

3 魁北克港（Port of Quebec，CAYQB）

【港口介绍】

主要码头代码包括如 BEAU (Beauport), ANSE (Anse-au-Foulon) 等。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省会魁北克市，坐落于圣劳伦斯河的北岸。其战略位置极为关键，是圣劳伦斯航道系统最东端的大型深水港，也是远洋船舶进入北美内陆的门户。 港务局管辖的岸线长度超过25公里，拥有约60个泊位，港区总面积广阔，是一个国际性的多功能深水港。

【港口布局】

博波特码头区：

这是魁北克港最现代化、规模最大的码头区域，专门用于处理集装箱和普通货物。

集装箱码头：配备有超巴拿马型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能够高效处理大型集装箱船舶。拥有充足的集装箱堆场和先进的闸口系统。

多用途泊位：除了集装箱，该区域也处理滚装货物、项目货物和其他件杂货，具备高度的灵活性。

安斯奥富隆码头区：

这是港口的散货处理核心，位于魁北克市老城以西。

谷物码头：拥有巨大的筒仓和高效的谷物输送系统，是加拿大谷物出口到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枢纽。

干散货码头：处理各种干散货，如盐、沙、砾石等，服务于工业和建筑业。

液体散货码头：拥有多个泊位用于处理石油产品、化学品和其他液体散货，通过管道与陆上储罐区连接。

老港及邮轮码头：

位于魁北克老城脚下，是北美邮轮港口之一。

邮轮泊位：拥有多个邮轮专用泊位，包括一个新建的现代化邮轮航站楼，可同时容纳多艘大型邮轮停靠。

季节性游船码头：在夏季，该区域也服务于小型观光船和渡轮。

工业及物流区：港区内及周边设有大型物流园区、仓库和配送中心，为货物提供仓储、增值加工和分拨服务。

【支持的货物类型】

干散货：谷物（小麦、大麦、玉米等）是传统优势货物，年出口量常超过数百万吨。此外，盐（用于道路除冰和工业）、化肥、铁矿石和其他建筑材料也占有重要份额。

液体散货：包括石油产品（汽油、柴油、燃料油）、化学品和糖浆等。

集装箱货物：主要进出口货物包括消费品、食品、工业机械和汽车零部件。

Breakbulk（件杂货）：主要货物包括钢铁产品（卷钢、型钢）、林业产品（纸浆、纸张、木材）和大型项目设备（如发电机、涡轮机、风力发电机部件）。

4 多伦多港（Port of Toronto，CATOR）

【港口介绍】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坐落于安大略湖的西北岸。港区拥有20个主要码头泊位，岸线总长达3490米。是加拿大最大的内陆港，也是一个重要的多功能港口，兼具商业货物处理、旅游和休闲娱乐功能

【港口布局】

内港与外港：

内港： 位于市中心南部，是港口的核心商业运营区，集中了主要的货物装卸码头和设施。

外港： 建于市区东南部，根据最新资料，现在主要用于娱乐和休闲活动，没有大型货轮停靠。

主要码头泊位与设施：

港区拥有20个主要码头泊位，具体布局和设施如下：

杂货泊位： 共14个，岸线总长2247米，用于处理各类包装货物。

滚装船泊位： 2个，长度分别为389.2米和258.7米，也可用于停靠集装箱船，便于车辆及轮式设备的快速装卸。

液体散货泊位： 包括5个糖浆泊位、3个动物油脂泊位和6个燃料油泊位，这些泊位的吃水深度均为8.2米。

装卸设备： 配备了各种岸吊、可移式吊、浮吊、集装箱吊及滚装设施等。

旅游与客运设施：

港口设有专门的客运码头，为游轮和渡轮提供服务。

【支持的货物类型】

液体散货： 主要包括糖浆、动物油脂和燃料油等，港口设有专门的液体散货泊位进行高效处理。

干散货： 谷物、盐、建材等干散货。

普通货物与件杂货：港口的14个杂货泊位和强大的起重能力使其能够处理大量的普通货物和件杂货，包括钢材、机械设备、建材等。

滚装货物：2个滚装船泊位主要用于处理各类车辆、工程机械及其他轮式设备，支持高效的“门到门”物流。

集装箱货物：多伦多港可以停靠集装箱船，处理一定量的集装箱货物，是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其货物类型广泛，涵盖了从消费品到工业品的各类商品。

旅游与客运：邮轮和渡轮服务是港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为多伦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5 蒙特利尔港（Port of Montreal，CAMTL）

【港口介绍】

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圣劳伦斯河中游与渥太华河交汇处，地处蒙特利尔岛上。距大西洋约1600公里，是重要的内陆港。港口面积约12平方公里（包括蒙特利尔岛港区和Contrecoeur港区）。港口类型综合性内陆港，北美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

【港口布局】

集装箱码头：共有4个集装箱码头，11个专业泊位，水深8.2至10.7米，配备15台龙门起重机等现代化设备 。

干散货码头：拥有10个泊位，用于处理铁矿石、化肥、工业盐、谷物等，其中专门的谷物码头仓储能力达26.2万吨 。

液体散货码头：设有11个泊位，总容量1500万桶，主要用于装卸燃油、沥青、石油产品等 。

杂货与滚装码头：拥有14个泊位，用于处理非集装箱类的普通货物和滚装货物 。

邮轮码头：位于老港区的伊比利亚客运码头，每年接待数万名邮轮乘客，兼具旅游功能 。

【支持的货物类型】

集装箱货物：这是港口的核心业务。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以TEU计）同比增长了4%，显示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

干散货：主要包括谷物（如小麦、玉米）、矿石和化肥等。2025年上半年，谷物运输量表现尤为突出，处理了195万吨，同比增长16%，创下纪录 。

液体散货：主要为石油产品，如汽油、柴油、燃料油等 。

其他货物：港口还处理机械设备、车辆及配件、林产品等各类非集装箱货物 。

6 哈利法克斯港 (Port of Halifax，CAHAL)

【港口介绍】

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北纬44°39′，西经63°34′。水域面积约150平方公里（15,000公顷），陆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1,000公顷），其中260英亩为联邦海洋工业用地，是天然深水港、终年不冻港 。

【港口布局】

集装箱码头设施：南部海洋码头是哈利法克斯港的核心集装箱作业区，包括41号和42号专用集装箱泊位，水深已达到16米，能够处理当今世界最大型的集装箱船舶。

多功能码头配置：南部码头还包含25号和28号谷物专用泊位，配备有容量超过14万吨的粮仓系统，支持大规模的谷物出口业务

北部里士满码头区：北部里士满码头主要专注于散货和液体货物处理，拥有4个顺岸泊位，水深8.1至8.7米，专门用于石油产品和散货的装卸。

专业化码头设施：哈利法克斯港还拥有多个专业化码头设施，进一步增强了其综合服务能力。

【支持的货物类型】

集装箱货物：哈利法克斯港是加拿大四大集装箱港口之一，集装箱业务是其核心业务。港口的集装箱业务主要服务于北欧、地中海、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多个贸易航线，其中跨大西洋航线尤为突出。

散货与液体散货：主要处理小麦、大麦等谷物出口。固体散货方面，港口处理钢材、木材、石膏等产品，其中石膏是重要的出口商品，由国家石膏公司专用码头处理。液体散货主要包括原油、石油产品等。

特种货物与汽车物流：汽车物流是哈利法克斯港的特色业务之一。汽车专用码头（Autoport）是东海岸重要的车辆进出口枢纽，年处理能力约18.5万辆。

本文内容仅供学习和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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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 Is a Suicidal Plan That Would Discredit Nuclear Fusion, Scientist Says, Again

By Steven B. Krivit Dec. 5, 2020

A retired plasma physicist has given New Energy Times permission to republish critical letters he wrote about the ITER fusion reactor project many years ago. He has done this despi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publicly criticiz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Ernesto Mazzucato spent his entire career — from 1965 to 2014 — working at the Princeton 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 a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laboratory. Mazzucato continues to work on his own fusion concepts.

He told us about pressure from some of his peers from 1996 to 2006 when he openly criticized the ITER project, but he asked us to withhold those details for fear that it would interfere with his present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the ability to publish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Mazzucato is the second retired fusion physicist from the Princeton laboratory with whom New Energy Times has spoken who is critical of ITER. The first was Mazzucato’s colleague, Daniel Jassby, who has been publishing critical articles about ITER on 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Web site.

Jassby was the first scientist to provide New Energy Times with clear values for the ITER reactor power requirements, following our attempts to obtain this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the ITER organization.

Mazzucato told New Energy Times that he “suffered dearly” shortly after Science magazine published his first critical comments in 1996.

“I knew that speaking out was risky, but I had to say what was on my mind,” Mazzucato said. “I thought that ITER would ruin fusion, and I had spent all my life working on fusion. ITER was the wrong track.”

Mazzucato told New Energy Times that, decades earli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ITER concept, the conversation was purely about physics. The conversation soon shifted to the bait-and-switch scheme, as Nobel laureate Masatoshi Koshiba called it.

“The scientist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power production,” Mazzucato said, “but then slowly, the bureaucrats were put in charge of this project, and they started talking about a power gain, that ITER would produce 10 times more power than it would use.

“But none of the scientists said anything. We all knew that the power values only applied to the particles, not the overall reactor.”

These are the three letters Mazzucato provided.

1996 Mazzucato Letter to Science

In his first letter, Mazzucato responded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Science magazine by Andrew Lawler about the ITER proje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centrate its effor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ER, which by my estimates would require at least twice the $8 billion cited by Lawler, [Andrew Lawler, “U.S. Power Outage Won’t Dim ITER,” Science, Jan. 19, 1996, p. 282] would halt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domestic thermonuclear research.

     It is tantamount to a suicidal plan that would discredit nuclear fusion as an economically viable form of energy production.

The current ITER design is based on the most optimistic extrapolati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plasma confinement, plasma beta (the ratio of plasma to magnetic pressure), and plasma purity. To guarantee a minimum of performance, the design has been pushed to such a grandiose scale that its major and most sophisticated components would have to be manufactured in situ, as no road is large enough for their transportation. In spite of this, ITER would not ignite if any one of the aforementioned parameters falls below its assumed value by as little as 10 to 20%. Moreover, a single plasma disruption and consequent abrupt termination of tokamak discharge, a phenomenon that happens daily in tokamak reactors, could destroy the inner core of ITER. This raises the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ITER may never achieve its goals.

The designing of ITER has served to indicate the major problems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ust be addressed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okamak fusion reactor is attempted: The former include an improved plasma confinement at large values of beta, which would lead to a more compact and cheaper reactor, as well as an improved plasma stability, which could lessen the danger of plasma disruptions; the latter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low activation materials, and a better divertor design. These problems are being tackled in experiments and are the focus of proposed near-term facil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TER, by absorbing all the available funds, would inevitably prevent development in these critical areas. From Lawler’s article, it appears that ITER finds its strongest support in a “wealthy and influential association of major corporations…..” This sounds like an ominous repetition of history, as our problems today with nuclear fission power plants originated when the nuclear industry decided to bring to prominence the first fission reactor concept that appeared to work. Similarly, the adoption of this probably faulty device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fusion energy.

2004 Mazzucato Letter to The Economist, As Submitted

In his second letter, Mazzucato responded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Economist by Andrew Lawler. It was titled “Bouillabaisse Sushi,” a clever reference to the two factions, one that wanted to build the reactor in France, the other that wanted to build it in Japan. His published letter was significantly edited so we are providing his original letter for the record.

Being The Economist is a business oriented public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major concern in your article on ITER (“Bouillabaisse Sushi,” February 7, 2004, is the large price tag, which in your opinion is sufficient to disqualify nuclear fusion as an economical way of generating electricity. This is based on your assumption that ITER is an apparatus for the production of energy. Indeed, this is not true. ITER was conceived as an experimental device for studying the physics of thermonuclear plasmas, and therefore its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costs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fusion reactor that it is supposed to investigate. Besides, ITER is not the only scheme of fusion reactor.

The real problem with ITER is more serious. It stems from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plasma physics which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it will b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required plasma conditions. ITER is based on a very optimistic extrapolation of existing data, where a small deterioration in plasma confinement would be sufficient to degrade substantially the achieved plasma conditions. This, together with our incomplete knowledge of what to expect in the thermonuclear regime, makes ITER a risky project, whose failure could cause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credibility of nuclear fusion.

As Masatoshi Koshiba, who shared the 2002 Nobel prize in physics, recently said “…this project is not in the hands of scientists any more, but in the hands of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www.eubusiness.com/afp/040130132633.8evw80e7). Of course, the high cost of ITER, which in my opinion is larger than the $10 billion you quote in your article, is exactly what has attracted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interest. Still, I find it amazing and very depressing that a small but vocal minority of the fusion research community, to which I belong, was able to convince the governments of many nations to support – to use your technical term – a boondoggle.

2006 Mazzucato Letter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unknown)

Mazzucato didn’t remember where he originally published his third letter, but by its formatting, he had written it in response to an article in The Economist titled “A White-Hot Elephant.”

The Problem of Nuclear Fusion Energy

ITER is a large international project aimed at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of fusion energy. Partners in this effort are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China, India, South Korea, Russia and the U.S. A recent article in The Economist (“A White-Hot Elephant,” Nov 23, 2006), makes a startli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ar in Iraq and ITER. Referring to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 site for the fusion project, it states that “the subsequent wrangling looked like a proxy for rows over the war in Iraq.” Inde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projects runs much deeper, since, like the war in Iraq, the political support of ITER stems from misleading propaganda. By now the case of the war in Iraq is of public domain, that of ITER is not.

ITER is an acronym for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To boost its importance, we are reminded (www.iter.org) that ITER means the way in Latin. It sounds as if the Intelligent Designer, after telling Adam and Eve to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dded: “do it as much as you like, all problems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ITER.” Well, we did it recklessly and now we are in serious trouble, but is ITER really the way to the solution of our problems? Here are some facts to consider.

First – The official construction cost of ITER is $6 billion. The EU will contribute 45%, while the other six partners will equally share the remaining 55% ($3.3 bill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estimates that this will cost $1.122 billion to taxpayers instead of $550 million (one sixth of $3.3 billion). Since DOE is not a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 we must assume that a similar discrepancy is in the budgets of the other six partners as well. Presently, seven more countries are considering joining ITER: Brazil, Mexico, Canada, Bulgaria, Lithuania, Slovakia and Kazakhstan (no word from Borat, yet). All will have to pay an entrance ticket, adding new cash to the coffer.

Conclusion: either the real construction cost of ITER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official figure or somebody is getting rich on fusion.

Second – ITER will produce 500 megawatts (MW) of fusion power, equivalent – we are told – to a tenfold gain (defined as the ratio between the total fusion power and the external power needed for heating the fuel). Unfortunately, 20% of these 500 MW (it used to be 410 before miraculously growing to 500) will be trapped in the reactor chamber. ITER doesn’t plan to transform the remaining 400 MW into usable energy, i.e., electricity. However, even if it did, it could generate – to be generous – no more than 160 MW, less than the electric power needed for its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real gain of ITER, i.e., the ratio between output and input electric powers, is smaller than one.

Third – ITER will be able to operate at full power only for a maximum of 400 seconds. After that, it will need to be shut down, to restart later for another pulse. The supporters of ITER are quick to stress that their main objective is to test the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of fusion reactors, not to generate continuous power. However, they do not mention that all physics objectives of ITER could be achieved with smaller and much less expensive devices, and that most engineering problems of fusion reactors will not be solved by ITER, including how to make their operation steady state.

Fourth – From all of the above,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from an ITER-like reactor will be enormous. Again, we are told that this is not a problem since it can be fixed by increasing the reactor’s size. Indeed, assuming that the latter will operate at the same fuel temperature of ITER, our present understanding indicates that the total fusion power will increase only linearly with the reactor’s linear dimension, while costs will rise at least squarely.

Conclusion: The economy of scale does not work in this case – a bigger reactor will be even less economical than ITER.

Quoting The Economist, it is clear that “Like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ER had its roots in superpower politics. As with the Space Station, the scientific benefits may not justify the price.” The result is that, rather than [advanc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usion, ITER will risk destroying its credibility. It took three years to understand the fallacy of the war in Iraq and to get rid of some of its sponsors. Unfortunately, we will not be so lucky with ITER. The recent sig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usion Energy Agreement by the seven partners in Paris (Nov. 21, 2006) will secure thirty years of life to ITER. At the end, none of its present sponsors will be fired – they will all be retired or dead.

Turning a Blind Eye

Mazzucato is the first fusion scientist I know who a) notice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ITER’s planned power values and the publicized power values and b) openly objected to the false claims its promoters were making about the promised power gain of the reactor. Nobel Prize winner Masatoshi Koshiba had also sounded the alarm sometime between 2001 and 2004, calling the ITER project a _bait-and-switch trick_.

Mazzucato told me that all of his colleagues knew that the bureaucrats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were tricking the public. Assuming he’s right, the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fusion experts who saw what was going on and did and said nothing about it. It’s not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something terrible was happening in a community and was known as an open secret within that community. But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history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on this scale, has happened in science.

By 2003, the deception was _firmly established_, as evident by Robert Stern’s statement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Jan. 31, 2003: “ITER would provide a record 500 megawatts of fusion power for at least 500 seconds, a little more than eight minutes, during each experiment. That would meet the power needs of about 140,000 homes.”

In reality, a fusion reactor designed with the parameters of ITER, if configured to convert its thermal output to electricity, wouldn’t be able to power a single light bulb.

Public statements like Stern’s, published without the authors’ knowledge that they were false, were the norm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Either no fusion scientists except Mazzucato and Koshiba read news accounts about ITER and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or the majority of fusion scientists saw that the “mistakes” significantly favored their field, and they turned — and continue to turn — a blind eye to what has now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science fraud in modern history

The whole world now only have 6 top LENR companies ，France -1（not open to the public) UK-1(ENG8) Japan-1(日本水野，网上无公开信息）USA -1 (Brilliant Light Power) Russia(网上无公开信息 ）Canada-1(Star Fusion Technologies,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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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重依赖进口的10项产品！

一、高端芯片：信息产业的"心脏"

依赖程度：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415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自给率不足20%。

依赖原因：

 1. 技术壁垒：7nm以下先进制程工艺被台积电、三星垄断

 2. 设备限制：EUV光刻机等核心设备遭西方技术封锁

 3. 生态壁垒：ARM架构、EDA软件等基础技术受国外控制

典型案例：

 • 华为海思麒麟芯片因制裁无法量产

 • 人工智能训练所需的高性能GPU（如英伟达A100）进口受限

突破路径：

 • 中芯国际14nm工艺量产，N+1工艺突破

 • 长江存储128层3D NAND闪存量产

 • 华为鸿蒙系统与RISC-V架构生态建设

二、航空发动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依赖程度：大飞机发动机（如C919配套的LEAP-1C）100%依赖进口，军用发动机自给率不足60%。

依赖原因：

 1. 材料瓶颈：单晶叶片、陶瓷基复合材料等关键材料技术缺失

 2. 制造工艺：精密铸造、热障涂层等工艺达不到国际水平

 3. 系统集成：涡轮盘、燃烧室等部件的寿命与可靠性不足

典型案例：

 • 运-20运输机初期使用俄制D-30KP2发动机

 • ARJ21支线客机采用CF34-10A发动机

突破路径：

 • 长江-1000A发动机进入地面测试阶段

 • 涡扇-15发动机配装歼-20试飞

 • 两机专项（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累计投入超3000亿元

三、高端轴承钢：机械装备的"关节"

依赖程度：高端轴承钢自给率不足30%，高铁轴承、风电主轴轴承等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纯净度控制：氧含量需控制在5ppm以下，国内普遍在10ppm以上

 2. 均匀性要求：碳化物分布均匀性达不到P4级以上标准

 3. 热处理工艺：残余奥氏体控制技术存在差距

典型案例：

 • 时速350公里高铁轴承需从瑞典SKF、德国FAG进口

 • 5MW以上风电主轴轴承被德国Rothe Erde垄断

突破路径：

 • 兴澄特钢开发出氧含量≤3ppm的轴承钢

 • 洛轴集团研发出时速250公里高铁轴承

 • 瓦轴集团实现2MW风电轴承国产化

四、高端碳纤维：新材料领域的"黑色黄金"

依赖程度：T800级以上碳纤维自给率不足40%，航空级碳纤维90%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原丝技术：PAN基原丝的均质化控制技术不足

 2. 氧化工艺：高温氧化炉温度均匀性达不到要求

 3. 表面处理：上浆剂技术被日本东丽垄断

典型案例：

 • C919大飞机尾翼、平尾使用日本东丽T800碳纤维

 • 风电叶片用碳梁主要从丹麦维斯塔斯进口

突破路径：

 • 中复神鹰T1000级碳纤维量产

 • 光威复材突破干喷湿纺技术

 • 山西煤化所开发出沥青基碳纤维技术

五、高端仪器仪表：科学研究的"眼睛"

依赖程度：质谱仪、扫描电镜等高端仪器自给率不足5%，90%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精密加工：真空腔体加工精度需达微米级

 2. 电子光学：电子束聚焦技术存在差距

 3. 软件算法：谱图解析算法被赛默飞、安捷伦垄断

典型案例：

 • 高校实验室90%的质谱仪来自美国

 • 半导体行业用的CD-SEM（关键尺寸扫描电镜）被日立、应用材料垄断

突破路径：

 • 聚光科技开发出ICP-MS质谱仪

 • 中科科仪突破场发射扫描电镜技术

 • 禾信仪器实现飞行时间质谱仪国产化

六、种质资源：农业安全的"芯片"

依赖程度：大豆、玉米等主粮种质资源自给率不足80%，蔬菜、花卉种质资源60%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野生资源：野生大豆、野生稻等种质收集不足

 2. 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专利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控制

 3. 育种体系：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典型案例：

 • 巴西大豆占中国进口量的70%

 • 荷兰蔬菜种苗占中国高端市场的60%

突破路径：

 • 南繁硅谷建设国家种质资源库

 • 隆平高科开发出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

 • 大北农转基因玉米品种获安全证书

七、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母机的"大脑"

依赖程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自给率不足10%，90%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数控系统：西门子840D、发那科30i等系统垄断市场

 2. 功能部件：高精度主轴、直线电机等依赖进口

 3. 工艺软件：CAM软件被Mastercam、UG等垄断

典型案例：

 • 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需用德国DMG五轴机床

 • 汽车模具加工主要使用日本马扎克设备

突破路径：

 • 华中数控开发出HNC-848数控系统

 • 科德数控实现五轴联动机床量产

 • 广州数控研发出GSK25i数控系统

八、医疗设备：生命健康的"保障"

依赖程度：CT、MRI等高端医疗设备自给率不足15%，85%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核心部件：球管、探测器、磁体等依赖进口

 2. 图像算法：重建算法被GE、西门子等垄断

 3. 临床验证：新设备临床验证周期长、成本高

典型案例：

 • 三级医院90%的CT设备来自GE、西门子、飞利浦

 • 3.0T MRI设备100%依赖进口

突破路径：

 • 联影医疗开发出96环超清PET/CT

 • 东软医疗实现1.5T MRI国产化

 • 迈瑞医疗突破高端超声诊断仪技术

九、石油天然气装备：能源安全的"命脉"

依赖程度：深海钻井平台、LNG运输船等关键装备自给率不足30%。

依赖原因：

 1. 动力定位：DP3级动力定位系统被挪威康士伯垄断

 2. 低温材料：-163℃低温钢技术不足

 3. 系统集成：总包能力与国外存在差距

典型案例：

 • 深海钻井平台动力定位系统100%进口

 • LNG运输船核心薄膜舱技术被法国GTT垄断

突破路径：

 • 中集来福士交付"蓝鲸1号"深海钻井平台

 • 沪东中华开发出LNG船NO96型围护系统

 • 海油工程突破深海油气开发技术

十、电子特气：半导体制造的"血液"

依赖程度：高纯电子特气自给率不足30%，70%依赖进口。

依赖原因：

 1. 纯度控制：需达到99.9999%以上（6N级）

 2. 分析技术：痕量杂质检测技术不足

 3. 包装运输：特种钢瓶技术被国外垄断

典型案例：

 • 12英寸晶圆厂所需电子特气90%进口

 • 氟化氩（ArF）光刻气100%依赖美国

突破路径：

 • 华特气体开发出6N级电子特气

 • 凯美特气实现电子级二氧化碳量产

 • 南大光电突破光刻气技术

依赖进口的深层原因与应对策略

深层原因：

 1. 技术积累不足：多数领域起步晚，基础研究薄弱

 2. 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关键材料、核心部件发展滞后

 3. 国际技术封锁：西方国家通过瓦森纳协定等实施限制

 4. 市场换技术失败：合资模式未能有效获取核心技术

应对策略：

 1. 加强基础研究：在材料科学、精密制造等领域加大投入

 2. 构建产业生态：通过"链长制"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

 3. 实施进口替代：制定关键产品国产化时间表

 4. 拓展国际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立多元化供应渠道

 5. 完善政策体系：出台税收优惠、首台套保险等支持政策

结语：突破依赖的路径与展望

中国对关键产品的进口依赖，既是产业升级的阶段性特征，也是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模式，中国已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5G通信设备、高铁装备、特高压技术等已从依赖进口转向全球领先。未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预计到2035年，中国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领域的自给率将显著提升，基本构建起安全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制度创新、生态构建和全球视野的有机结合。